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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菌战的十年诉讼：寻求一场缺席的审判

0次浏览发布时间：2025-07-08 03:00:00

王选小时候听父亲说过，自己的叔叔死于日本人投放的鼠疫。当时她并不知道鼠疫是什么，只记得父亲极度痛苦的脸。他想说出当年年仅13岁的叔叔去世时的场景，但总是说不下去，之后也没再提起过。于是，在那时王选的心中，鼠疫“是世界上最惨的一种死法”。

大约40岁时，从日本留学毕业的王选回浙江义乌的崇山村探亲。跟她家关系亲近的村民王焕斌找过来，告诉她，有两个日本人来过崇山村，调查到日本侵华时期日军曾在这里投放过鼠疫，让她回日本找这两个人，他们想以全村的名义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。

有关叔叔的回忆再度被勾连起来，而也正是从这两位日本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的口中，王选才知道日本在侵华时期使用了细菌战，且范围不限于浙江义乌，还包括湖南常德、浙江衢县（今衢州市衢江区）等地。“看见了，就不能背过身去”，王选加入了细菌战调查的队伍中，并在之后成为180位原告团的团长，在日本律师团以及民间团体的帮助下，踏上了状告日本政府的十年诉讼之路。

1998年，崇山村原告合影。如今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资料图

这一切都被写进南香红的新书《没有结束的细菌战》中。2025年，这本书出版，这一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

从2002年第一次接到采访王选的任务，再到这本书的出版，南香红与这件事已经牵绊了二十三年。她坦言，自己一度不太想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，曾把相关资料都拿到地下室去，总是反复洗手，觉得键盘上都是细菌，有时候吃饭也会想到。

但越往后做，南香红“也看到了极恶之外的至善”。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，参加诉讼时已经72岁，但依然下决心要帮中国人将官司打到最后。在接近最后判决的那一两年，王选曾发现他在法庭上一直手抖，后来才知道，早在三年前他就被告知患有肾癌，只能活几个月，但他还是坚持到这场官司的完成。

“可能也是这种东西能够支撑你往下做。”南香红说。“看到了一种支持你的力量，或者人类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，不让这件事情再重复的这种力量。它最终指向的就是中日之间要真正的友好、追求和平的目标。”南香红告诉南方周末。

“战后他过着很‘高尚’的生活”

南方周末：是什么执念让你一定要把这本书完成？

南香红：也不是一开始就想着要怎么样，是一步步到今天的。2002年，我接到采访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的报道任务，就去采访了，第一次接触这个话题。

当年我见了王选之后，最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是鼠疫可以（被）人工制造出来，用作战争手段。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去她的家乡崇山村看一看，也成了遗憾，作为一名记者，应该到现场去看看当年村庄受到鼠疫攻击后是怎么样的。再加上王选，只要她那有什么动作或者新闻发生，哪怕半夜也会打电话到我们家来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好像你也不能放弃。

到了2015年，又有新的材料出来，另外我也看到那些老人疑似炭疽攻击造成的烂脚，让人不忍直视。我就决定要把以前写过的东西重新再写一下，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内容没有包含进去，就这样做下来了。

南方周末：在这个研究中，最新的证据是金子顺一的论文集，是细菌战的实施者在战后用细菌战的成果写了论文，还拿了博士学位？

南香红：是的，金子顺一的论文真正被发现是2011年。这个论文是当年731部队的骨干金子顺一去中国他们攻击过的地方收集材料，大约在1943年，他收集材料是想向日本的更高层提出更宏大的细菌战规划。

1945年的东京审判，因为中日美之间的交易，细菌战的所有战犯都被赦免了战争的罪责，他们觉得自己没事了。1949年之后，他们要开始战后生活。（为了）谋取比较高的社会地位，这些人纷纷把自己的研究拿出来，金子顺一把他的这8篇论文合成了一个（论文）集，给了东京大学，获得博士学位，战后他就过着很“高尚”的生活。这个论文集后来被日本的民间研究者奈须仲雄在50万篇论文中淘出来，我们才发现这个惊人秘密。

日本人用飞机做散布细菌实验（左），金子顺一论文集封面（右）。资料图

南方周末：大众一般知道的是731部队，实际上有很多分支部队。这些分支部队仅仅是投放使用，还是也在做这种邪恶的研究？

南香红：都做研究，也参与细菌战。关东军下辖的是731部队；“支那派遣军”下辖的是1644部队、北京的细菌部队，还有广州的细菌部队；南方军下辖的是新加坡的细菌部队，大分支是这样。比如731部队，它在东北沿苏联边界都布置了细菌部队，各部队之间作战的时候是互相协作的，比如把731部队的人派到1644部队去当部队长，或者731部队把细菌运到南京、1644部队去实施。它既是研究部队，也是作战部队。

当年香港难民大量涌入广州，像广州的细菌部队，觉得养不起这些难民，就把霍乱菌先投放在难民饮用的井水里，发现难民不死，知道中国人是喝热水的以后，就把它拌在稀饭里，让人吃了以后得病，再把人驱散开传染更多的人。广州曾经发现了万人坑，里面全是当年埋葬的难民，这个是战俘供述出来的。

731部队少年班合影。资料图

南方周末：发动细菌战的是日本人，用日本细菌战成果牟利的是日本人。战后揭露细菌战的真相，包括带中国人去做诉讼的也是日本人？

南香红：这个事就是如此纠缠，让人特别感慨。举个例子，当年王选跟律师团进到崇山村调查的时候，村民就说王选带着日本鬼子回来了。王选就得给他们解释说这些是好日本人，是来帮我们的。你想象不到极恶的事情也是他们干的。

最早揭露细菌战的也是日本人，比我们早了20年。1972年中日签订联合声明后，中国渐渐向日本打开了大门，马上就有一批日本记者到中国来，向日本国民报道日本军队在别人的国家干了什么，包括南京大屠杀、慰安妇问题等。

细菌战最早的调查和诉讼的发起人叫森正孝，他是静冈大学一位教历史的中学老师。看了日本记者到中国的调查以后，他突然发现他的历史没法教了。1980年代，他开始利用暑假到中国来自费拍纪录片。他首先关注的是南京大屠杀，后来发现1644部队是细菌部队，发现井本日记后就开始跟一位叫松井英介的医生到崇山村调查鼠疫，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把他的调查发表，这样引发的。

证据确凿，获得事实认定

南方周末：当时英美认为细菌战是不可能的，没想到日本人真的做了？

南香红：一战的时候，人类首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，造成大量的死亡。一战之后，就签订了《日内瓦公约》，这个议定书就规定人类禁止在未来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，也不能使用细菌武器。日本属于协约国。

石井四郎当时就认为这是机会，既然不让用，意味着它效果大，而且它是未来战争的科技手段（编者注，石井四郎，医学博士，曾任日本陆军中将）。石井四郎大概在1928年开始“环游世界”，他去了几十个国家，有的国家是有生化武器研究的，这个考察他前半部分是自费，后半部分由军队支付。1931年他就到了东北，在五常那个地方建了“中马城”，实际上就是第一个细菌战的基地。

在731平房建成以后，石井四郎给他的科学家们发表演讲，说他们做的是科学，不要去想医学的伦理道德，在这个地方所有的行为都是得到允许的，是为了科学而献身。

装有石井式滤水机的日军卫生车，主要功能是给野战部队提供干净水，以防士兵饮用不洁水而使部队减员。出自日本作者北岛规矩朗的《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》。资料图

南方周末：这样的项目是国家工程，天皇是不是知道？

南香红：天皇是知道的。所有的发布细菌战作战的指令叫做“大陆指”，是要呈报给天皇的，之后天皇要发布“大陆命”下来，作战要依据“大陆命”来，这是最主要的证据。另外一个，据说是天皇的弟弟也参观过731部队的情况。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来讲，天皇完全知道这事，从他隐藏这件事情也说明天皇是有责任的。

它完全是国家谋略。军队给科学家，包括全国的科研机构都进行细菌战的研究，光（研究）跳蚤的论文就有500篇，就是为了筛选出最有效的细菌武器。这是上下一体联动的，从1931年就开始谋划，直到1940年成熟、开始进行攻击。

南方周末：活体实验这部分的材料档案也比较确凿？

南香红：1931年他们在背荫河先建了（做实验的地方），结果有些实验对象逃跑，泄露了这个消息。其实他们的研究是分两部分的，一部分属于防疫的，一个军队如果要使用细菌武器，至少要有防疫细菌传染病的手段，比如疫苗、抗生素等等，这部分研究基本上是在日本搞的。另外一部分是实战攻击，要去进行筛选。

1931年开始，他们进行这个（研究）以后就在人体上做了大量的实验。生物武器不像原子武器是确定的，投放下去要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，比如说风、热、人口的流动情况以及它在人身上的个体反应。

他们有个叫安达的实验场，把人绑在那个柱子上，把炭疽装在炮弹里在人周围投下，让它爆炸，使炭疽溅到人身上，看感染的情况；也用“雨下法”，就是模仿飞机撒播（把细菌）撒到人身上，包括让跳蚤叮咬等。最残酷的是活体解剖，人稍微麻醉一下，基本还在清醒的状态，就开始被解剖。据说是人在活的状况下出来的细菌，是最强壮的。

刊载于日本《世界》杂志的图片，三个被绑的中国人将被用于人体实验。王选就是看了这张照片下决心参与细菌战调查，并说“看见了，就不能背过身去”。资料图

南方周末：很重要的证据之一是井本日记。井本日记的发现实际上也是阴差阳错的？

南香红：都是特别偶然的。学者吉建益民当年去到日本防卫研究所查关于慰安妇的资料，就偶然发现了井本日记，也发现已出版的日记里完全被删掉的一块内容。井本日记的作者叫井本雄男。作为日本大本营与731部队和1644部队之间联系的参谋，他在日本、（中国）东北和南方做三角形的“旅行”，（日记里写了他）会见的人、运什么东西、什么时候发起攻击比较好。

吉建益民发现以后，和他的助手在防卫研究所整整手抄了三年，把这一块内容全部抄下来，发表出来。这个日记也成为日本想了解细菌战的一些民间人士、教师、律师，还有一些日本和平运动组织的人，到中国来寻访细菌战的线索。他们凭日记找到了浙江义乌，找到了王选的家乡崇山村，也凭日记把它提交到日本的法庭。（它）作为一份证据材料，为最后细菌战能够获得事实的认定，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。

“补上了东京审判所缺失的那一环”

南方周末：王选最初是被动卷入的，她是崇山村的后人吗？

南香红：王选是在初中以后去崇山村下乡、生活过一段（时间）。崇山村有她的一个姑姑，感情特别好，她上山下乡的时候姑姑照应她特别多，相当于第二个母亲的角色，在日本研究生毕业后，她就想回崇山村看看。

回去以后，崇山村村民王焕斌就来找她，说有两个日本人来崇山村，（调查到以前）日本人在这放鼠疫，说她在日本留学、会日语，（让她）去找这两个人。王选当时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，鼠疫是可以放的吗？第二个疑问是怎么还可以提起赔偿？王焕斌说，（他）已经收集了很多村民的签名，要以全村的名义去告日本人。

就是因为这个渊源，王选回到日本之后就努力去找，后来找到了森正孝和松井英介，这两个日本人就把前前后后的这些情况告诉了她。王选说，自己40岁了，才知道这样一件事。她的叔叔死于鼠疫，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也完全不知道。她就跟日本人说，要加入他们的调查。

南方周末：这个细菌战诉讼差不多是1997年开始，到2007年终审判决的？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？

南香红：1997年递交到日本法庭，1998年第一次开庭，2002年一审判决，最后在2007年的时候最终判决。经历了10年、40次开庭，是一个历史很长，开庭次数也特别多的诉讼。而且，在中日之间，包括亚洲国家起诉日本的这些所有的战争问题诉讼中，细菌战诉讼是规模最大的一个。

它的原告特别多，一开始是108个，最后扩展到180个原告。因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的加入——他是日本律师界德高望重的人物，过去只有十几个律师，最后增加到两百多个。这些律师全部都是免费，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参与到诉讼中，包括陪中国原告们出庭、到中国来调查等等，还搞了很多活动，让细菌战原告的诉说、申诉能让日本市民知道，让大家了解。

很多费用是日本的市民团体捐款的，后来王选主张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诉讼，不能只靠日本人的支持。她特别强调诉讼原告团的自主性，把原告团的主体地位确立起来以后，往来至日本之间的这些费用都是他们自筹。这40次开庭有的是不需要原告到场的，但40次王选全部到庭。能够这样把这场官司打下来，确实成了民间的一场运动一样。

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团代表和日本声援者在日游行，其中持喇叭者为王选。受访者供图

南方周末：实际上法庭还是正式地确认日本细菌战的事实？

南香红：是的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它是个挺了不起的判决。中国的180名原告举证了两件细菌战受害的事实，一个是鼠疫，一个是霍乱。举证的鼠疫和霍乱的受害以及死亡人数——细菌战诉讼的原告们调查是死亡了七千多人，这个数字是远超国民政府当年统计的。这些最后得到了法庭的全部认可，它最后在判决书上也写到，日本用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行为违反了日内瓦议定书的要求，日本是具有国家责任的。它把细菌战第一次确定为真正的、确定的历史。在过去，细菌战总是模糊的，总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。

南方周末：这本书乍一看是黑暗的，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了以后，人类善的力量还是比恶的力量更强大一些？

南香红：虽然像石井这样的人没有受到审判，但是因为细菌战被逐渐地揭露和清晰化，他在历史上做的恶是永远被记下来的，他是在人类的耻辱柱上的。东京审判没有审判他，在细菌战诉讼开庭、王选做法庭陈述的时候，她就说这是一场缺席的审判，在东京这样的地方（诉讼），实际上就是补上了东京审判所缺失的那一环。